重提“文史哲不分家”: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讲国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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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20年代,清华研究院导师及助教合影,前排左起李济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,后排左起章明煌、赵万里、梁廷灿。(资料图)

(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26日《南方周末》)

近年学者一面做学科反思,一面提倡国学、经学,从覆盖范围看,似是对“文史哲”的重新囊括,体现出“不分家”的精神,确乎可喜,但因时日尚浅,其究竟还难以判断。至于将来的发展,是否空存名目,或屋上架屋,名实不称,亦有待观察。

学科还是职业

“文史哲”曾经是一个很高雅的术语。三十年前,“文史哲不分家”既是一条当然之理,也有点儿秘传家法的味道。现在此语仍然沿用,但绝不多见,因为不大提得起来了。我过去以为文学与语言为一家,哲学与宗教为一家,史学与考古为一家,忽然一旦都分家自立,后才得知其合法依据来源于1992年的《学科分类与代码表》,高校招生、建置院系、建硕士点博士点以及申请基金,全都由这项“国家推荐标准”文件规定着。文学、语言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哲学、宗教学,各是一个一级学科,“文史哲”不仅一分为三,并且三分为六。后来又有学者提议将“国学”设为一级学科,意在使其合法与自立,那就真成“七略”了,其总体布局得无有似战国之七雄?

但现代学科分类也有趋于一致的方面,如在文学中设文化管理,史学中设文化旅游,哲学系有设在政法学院或公共管理学院内的,总之是趋近应用、趋近经济。“经济”一语肯定已不是“经邦济世”的概念了,但也不全是现代经济学科概念,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产业的进步,而是基于人口,可谓是一种“人口经济”,人口基数这么大,决定了经济总量该有这么大,加之革命的成果还在继续释放,如土地革命之后当时那一代农民并没有落实“口分田”“世业田”,而是等到开国数十年之后由政府向市民出让住宅土地使用权,所以我国“经济”一语更接近于“市场”,而市场需求基于人性,“众人熙熙,如享太牢,如春登台”(编者注:语出《老子》,陈鼓应译为“众人都兴高采烈,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,又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”),人性的诱发实为“社会”发展的莫大动力。在此时代潮流之中,“文史哲”的进一步分化似乎就只是表象,其“职业化”“市场化”的共同点倒是无所不在的。

所以,感觉中“文史哲不分家”这一概念已逐渐成为理想。

要说“文史哲不分家”应该算是民国时代的遗产,当时的众多学者、现在通称之为国学大师,几乎全是文史哲不分,甚至兼跨文理、兼通研究与创作。院系设置也是史学系、哲学系多在文学院,其“文学”的范围较宽,好像授予学位的只分文学士、理学士。只有傅斯年建立的研究所叫做“历史语言研究所”,其宗旨有特殊背景,沿革到台湾,后起者只好另外组合出一个“文哲研究所”,是个特例。

近年学者一面做学科反思(文学叫“重构”,哲学叫“合法性”,学术史叫“重写”),一面提倡国学、经学,从覆盖范围看,似是对“文史哲”的重新囊括,体现出“不分家”的精神,确乎可喜,但因时日尚浅,其究竟还难以判断。至于将来的发展,是否空存名目,或屋上架屋,名实不称,亦有待观察。

文、史、哲三科各有其领域。清末民初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,分解四部学问,大抵以集部归文学,以史部归史学,以子部归哲学。又取消经部,五经各有归属,大抵以《诗经》归文学,以《书经》《礼经》《春秋经》归史学,以《易经》归哲学。畛域既分,界限详明,迄今由来已久,弊病亦逐渐显露。

譬如三科各有史,有文学史、哲学史,实际上在厚今薄古、重研究不重创作的情况下,古典文学即略等于文学史,古典哲学即略等于哲学史。各史均有自己的原始起点,大率同溯源于上古,概念不一,或称唐虞,或名原始社会,或名青铜时代,都独立追溯自己的最早起源则无不同。于是三科均如幽谷白杨,纤细成群,无望成为参天大树,而中国现代学术遂成为一大综合而不见汇归。其实在传统四部中,一些学问是有时间性的,如楚辞,下限只到西汉,如集部,上限只到南朝。子部、集部只如同在经史大树上生出的旁支,如此方能蔽数千牛,临山十仞(编者注:语出《庄子·人间世》:“匠石之齐,至于曲辕,见栎社树。其大蔽数千牛,絜之百围;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,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。”)。《学科分类表》文、史、哲三科合计共有84个二级学科,304个三级学科,可谓“不见天地之纯”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的另一体现。

实际上现代文、史、哲三科的划分,其职业性的意义更加明显。如同设官分职,某官设多少岗位,经费多少,各有定分,归根究底更多是一个饭碗问题。不仅三科之间不得争抢,即如一科之内,讲先秦的不得自谓优于汉晋,讲唐宋的不得自谓优于元明,大家同是教授,课时之数可有长短,报酬多寡当然一律。“以不平为平,其平也不平”,于是学力之深浅,识见之高下,遂亦难于分别。既以市场论定学术,复以分工论定学者,此为我国现代学术、现代教育在低水平徘徊的一大原因。

文史哲不分家

文、史、哲三科既然各有领域,就当各有原则,领域是外在的,原则是内在的,应当更加重要。就个人体会,文史哲的区分更像是三种不同的学术角度。

《诗》言志,故文学言志。史家以良史、实录为鹄的,故史学言真。群经诸子志在大道,故哲学言道。

文学言志,志在心,为个人情感之郁结。心、志皆不可解说,不可求证于义理,不得究之于考据。“《诗》无达诂”,故文学即无达诂,类似今文学家所说“微言大义”,亦类似玄,类似禅。《诗》有兴,诗人有心有志,以一韵出之,即其情志在此,即其牵绊在此,即其不得已在此。“文心”者,言为文之用心,亦即言为人之用心。故文学看似外扬,根本却是内学。凡为学士文人,情志之义不可少,故文学之义不可少,史学、哲学不能取而代之。

史学言真,真谓事实、真相、有据、可信,不真实即无史学可言。史学亦言褒贬,而褒贬亦不得违背真实,故真实大于善恶,亦大于一切人世观念。即史学之真实不得由于世俗已然“彻底否定”而不言,亦不得由于世俗中“影响巨大”而盛道。以成败论英雄,是之谓俗学;不以成败论英雄,此方是史学。三代之际诸侯有史,而史官不臣属于诸侯,乃臣属于天王,“虽诏于天子,无北面”(面对天子却无需站在臣位)。文学、哲学均不必负真实之责,故文学、哲学不能取史学而代之。

哲学言道,道大,道无所不在,然而不可见、不可言。不可言而勉强言之,是为哲学。故哲学介于虚实之间,而以有无概念为最高极致。史学为“历史理性”,重在客观性,哲学为思辨理性,重在逻辑性,故文学、史学不能取哲学而代之。

文、史、哲三科的关系,“譬犹水火,相灭亦相生”,“皆有所长,时有所用”。不一定把文、史、哲视为三个学科,当把三科作为三种角度看时,其间并没有很大隔阂。

来源:南方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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