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袁凌 非虚构写作,从来没有成为一门显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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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袁凌 非虚构写作,从来没有成为一门显学

《寂静的孩子》 作者:袁凌 版本:中信出版(300788,股吧)集团 2019年6月

袁凌身上有很多标签,比如调查记者、前媒体人、知名作家,以及“非虚构”。2019年,袁凌的非虚构作品《寂静的孩子》出版,为他赢得了2019年度青年作家的盛名。伴随“非虚构”成为一种流行,袁凌的曝光度也随之上涨。但在他看来,热闹更多是虚的,非虚构从来没有成为一门显学。

习惯了漂泊的作家如今依然过着相对漂泊的生活。在2019年,袁凌一半时间定居在西安,另一半时间不断地自己外出,见朋友与各色人群,寻找新的写作的可能性。从2014年开始,袁凌陆续出了7本书,他是勤奋的作家,却自认为写得不够,而且慢。

袁凌关心世界,不仅有底层兄弟也有知识分子,他习惯书写苦难,同时也在承担苦难。纵观他的从业履历,他几乎待遍中国最好的媒体,但他的底色是文学的。袁凌坚持公共写作,但并不放弃私人表达,他从个人视角出发将人和更广泛的东西连接起来。

在接受采访时,袁凌思路清晰,目光笃定。也许是多年媒体工作养成的习惯,袁凌是一个习惯发问的受访者,他比约定时间更早到达,坐定他问我:“从哪里聊起呢?”

“故事”的概念

传统小说会被取代吗?

在日常的写作中,袁凌更愿意把自己的写作称为“故事”。他认为将来“故事”这个概念可能会取代小说或者是非虚构散文的概念,成为一个大宗。他说自己不喜欢小说这个词,在他看来,小说已经和报告文学一样有很大的负面意义,这个词应该慢慢消亡。

袁凌是有内心骄傲的,他看不起小说,却放不下文字,我们谈得最多的,依然是他最心心念念的写作。他一方面批判当下的写作环境,缺乏经典作品,但另一方面来说,他期待能够吸纳更多普通人参与进写作的人群,共同对传统文学体制产生破解作用,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革新。

“非虚构”能够把传统的小说观打破,能够在叙事或者故事的框架下产生一批综合的、包容度更高的作品,能够去思考时代、思考生活、思考人性。“非虚构”的所谓繁荣似乎可以说明大家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厌倦,但是它绝对没有到达繁荣的地步。

研究者还是大多从社会学、人类学的视角去看非虚构写作。而袁凌觉得如果不能将这种有色眼镜摘除,“非虚构”依然是没有未来的。何况,在主流和官方的文学体系里面是没有非虚构足够的写作位置的,不管是茅奖还是鲁奖都没有它的位置,不设这个门类。

用《繁花》做遮羞布

遮住陈旧且颓废的文学趣味

在刚刚结束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上,袁凌凭借新书《寂静的孩子》获得2019年度青年作家,他在朋友圈里写道:“从金宇澄老师手中接过奖杯的感觉很特别。”

袁凌对中国文学是失望的,他谈茅盾文学奖,一脸不满。只有谈到金宇澄是客气且尊敬的,在他看来我们在用《繁花》做遮羞布,也许可以遮上五年,但这并不足够。实际上整个文学的状况越来越差劲。

袁凌觉得金宇澄具有“非虚构”精神,有生活气息,他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听见的东西记下来,认为段子比长篇小说精彩。《繁花》写作本身也是在网络论坛进行,是和芸芸网友互动的成果。

袁凌对《应物兄》也有自己的看法。这本是一部有追求的作品,作者希望能够做到其他作品没有做到的东西,获得某种人文性,但是由于受制于当下的小说观,受制于整个作协体制,它的批评是失焦的。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是自鸣得意的,希望让读者感觉自己不仅高级,还能反讽,反讽能力本身成为了另一重高级,却没有真正地反思成果,而是成为某种更精致的媚俗。这体现出的趣味本质上和传统小说类似:陈旧且颓废。

文学青年的困苦

我们没能出生在伟大作品的时代

我们没能出生在一个诞生伟大文学作品的时代,这是一个二手时代,我们的生活是二手的。假如你是一个作家,你有才,你早一点成名了,你很快就变成一个职业作家,你被作协养成,或者你被粉丝围着,你所有的生活都是一个职业作家生活。

专业作家由于有作协这个体制、由于有圈子的区分,一年中有很多时候都在开会、交流、郊游,就连采风,也唯恐被别人落下。这是一种重复性的、单调的生活,去一个地方之前就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人,准备好说什么话,彼此互相捧。大家的生活可能就同质化了,不仅同质化,而且是不真诚。你捧我我捧你,最后就已经习惯于说那种话了。

袁凌继续补充,这个二手时代,还有一层二流时代的意思,一切价值在产生之初就经历了自我消解,譬如苦难、冲突、撕裂、自由与禁忌、乡愁与漂泊等,因此只有二流的价值和经验,也因此缺乏原创性的价值和经验。

听了这话,有写作热情的人多少会感到泄气。袁凌的应答直率且直接。他分明感觉到什么无形的东西在将人吞噬。袁凌有个挺好的朋友,是个不错的人。得了鲁迅文学奖后在一次饭局上的玩笑中,对袁凌说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,“将来你可能会饿死,我不会。国家不会让一个获得‘鲁奖’的作家饿死。”

这不止是笑话,袁凌是饿过肚子的,他明白饥饿的感觉,因此为这个朋友获奖感到悲欣交集。很多年中,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和生活缠斗,多次以为自己会死去。世界对于一个想要写作的人的确过于残酷。

常常感到愤愤不平的那类人,是我们时代稀缺的良心,袁凌拥有这样的良心,常会为好的写作者被埋没难过。他提到真实故事计划中有一篇参赛文章叫《形而上学的亲吻》,写的是邓晓芒的师弟、武汉大学哲学教师苏德超的事迹。尽管只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,却让评委作家方方感到惊讶: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文字?

只要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普通人的写作,我们会发现不管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能力上,他们已经远远走到了一些专业作家的前面,短板可能只是情节性。在袁凌看来,出名要趁早,成为一种残酷的谶语。生活会谋杀一个年轻的作家,他认识一帮文学青年,太困苦了。不少人过了30岁还没谈过恋爱,住在一个月只要几百元的出租屋里,苦苦求生活,身体也不行了,坚持不下去了,写了1000万字没处发表,也没人看,到底该怎么办呢?

我们的社会应该容许这种人有出路,要容许一个人可以在40岁后再发展再成名。君特·格拉斯也曾默默无闻,他在一个俱乐部上朗诵自己的东西,他依然可以获得一个公允评价。而我们的年轻人死于生活。

袁凌动了感情:“我不是说只有快捷酒店的生活,或者说只有小酒馆的生活才叫生活,但是生活应该是既可以坐绿皮火车也可以坐高铁还可以坐飞机。中国只有两亿人坐过飞机,我也应该为那些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写作。”

袁凌感到自己写不好城市,在各大城市生活多年,他依然放不下被自己抛在身后的陕南家乡,因此常常书写乡村,直到最近才慢慢开始和解。城市让袁凌感到自己的局限,北京那么大,却不能被作家把握。

他也读双雪涛或班宇,喜欢他们用身体经验写出的故事,但也怕这些年轻作家失去生活。他对近年来流行的“东北文艺复兴”有自己独特的看法:事实上,这是读者渐渐抛弃农村的表现,也是对于城市化的视觉错位。

如果说有的作家是手艺人,袁凌则更像一个文人。他始终觉得文学作品应该是有人文性的,而不是把文章写得足够精致就可以的。文章需要有思考性、对社会现实有关切性,对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场域要有关联性。好的作品是要有土地的,不论站在城市还是乡村的土地上,作者需要脚踏实地。

2019年似乎是值得书写的一年,回望这一年,袁凌觉得很多话没法说尽,只想到自己发过的一个朋友圈:“履霜坚冰至”。这是《易经》里“渐卦”的卦词。现在已经遍地是霜,但接下来可能还有百丈坚冰,得有准备。当然,也不算最坏,还有一句叫“幽人贞吉”,条件虽然很艰苦,但只要是有一个坚定的想法,保持住自己的本心,总能平安度过。

回首过去一年,袁凌引用加缪所说,认为自己“置身于光线和阴暗之间”。如果说过去曾经经历过彻底的绝望,他已经重新领会了生活。

2019年的最后一天,他写下这样的文字:神也要努力学习爱。耶稣虽然不为辖制了父的欲望所辖,与魔鬼撇清了关系,面对强权和伪善,仍然要时常克服软弱与愤怒。何况人?

1973年

出生于陕西安康平利县。

2003年

考取清华大学思想史博士,同年加入新创刊的新京报,次年退学。

2003年-2005

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、北京新闻部副主编。

2014年

出版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。

2017年

出版《青苔不会消失》。

2018年

出版《世界》。

2019年

出版《寂静的孩子》。

新京报记者余雅琴

来源:和讯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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