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城市思辨|虚拟城市、网络空间与文学

产生于文学文本的网络空间

1982年,美国作家William Gibson在小说中第一次提出了“赛博空间”(cyberspace)这一词汇,用以指称广泛存在、互联互通的数字技术。这一隐喻很快随 《神经漫游者》等科幻小说而传播开来,到1996年“电子前哨基金会”创始人John Perry Barlow在互联网上发表 《网络独立宣言》之时,网络是一种“空间”,这一认识已被广泛接受。2013年,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也撰写了题为 《城市,由实体走向虚拟》的文章。在他看来,虚拟城市将成为城市的未来,因为“现代网络形成了人类聚集的第二个空间,这个虚拟空间与地球表面的实体空间相平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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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地铁站内,工人正把最新的手机广告装上墙。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

城市承载着人类的 聚集。从这一角度,作家们注意到,互联网不仅是机器的互联、技术产物的互联,本质是在既有的社会关联基础上,增添一层乃至多层“人”的连接。在这些设想中,网络带来的多重连接,将使人们获得“更为自由”的“新的生活场所”。而在 最近的新闻中,人们也已看到,因存在Reddit这样的网络社区,“散户冲击巨头”这样的事件才能发生,网络切实发挥着组织大众的作用,并改变了这种组织的形式。

而对表达人与世界关联的文学艺术来说,网络并不只具有所谓“媒介革命”这类偏向技术的面相。在遥远的古代,先人聚集在山洞中或大树下,诉说代代相传的传说与歌谣,诞生出最初的文学形态;又发展出具有祭祀和信仰功能的仪礼,产生出最早的戏剧,流传演变至今。这样的文学艺术形态,和依靠血缘与地缘的人群组织形式无法分割。但既然网络给出了一种新的人际连接方式,完全能够顺理成章地推想:当人们不再聚集在大树下,而是聚集在互联网上,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也将产生。

在与文学毗连的艺术领域,改变已经发生。2020年,受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,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与博物馆应急开发了各式在线展览。然而,在种种将既有展品“移植”到网络平台的尝试中,真正能如鱼得水乃至重获生机的,当属21世纪以来“原生”于互联网的计算机艺术。在2020年3月,一场由上海、首尔、纽约等地多家艺术机构组织的线上展览中,十个由不同地域艺术家创作的作品,通过网络链接的方式展示在观众面前,并直接构成国际艺术社群维持相互联系的写照。相比于这类面向网络中介之下人际关系的艺术实践,或许今天人们所说的“网络文学”还只是一个预演。

网络的空间隐喻

然而,正如“赛博空间”来自文学文本,作为“虚拟城市”的网络,亦难免是一种美好的修辞。它让人们看到一个仿佛是“纯粹”的社会空间,在那里,人和人的关系得以摆脱长久以来的空间距离给人带来的束缚:这样的“虚拟城市”不占据某种广延(几何意义上的空间),也不是身处其中的具体感知(精神意义上的空间),重点在于人际建立的社会关联。

但在物理现实中,摆脱空间距离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。对通过网络建立的人际关系本身,只要看到形形色色的买卖交易,无不依托于庞大复杂的物流体系,就能意识到:网络“空间”仍是隐喻。它之所以被人认为实现了,依靠的是对“可见”的事物和“不可见”的事物的颠倒。对蛛网般密布城市的各种通信线路,以及串接其中的技术设施,乃至家庭中的网络设备,人们或熟视无睹,或予以掩藏;即便人们手上持有、面前摆放的大小屏幕,相比不可见的数据流所转换出的图像,若非变得无足轻重,就是已成为一种累赘;至于维持这些设备运转,以及更主要的是实现网络应许人们的种种功能,其中涉及的人力,无不匿名化了:他们只需完成网络“平台”分配的任务,此外的事情便与网络另一端的“用户”无关。

在这个意义上,虚拟的城市或许可以存在,但它一定是由成百上千个城市、连接它们的道路、供给它们的村庄等共同组成的。这并没有在已有的城市空间之外额外制造、叠加别样的“空间”,而是人们在认识上,对于在种种“虚拟”所给出的红火表象之下,真实生活和运作的人和事物选择性的忽略乃至漠视所塑造。

与这种忽略与漠视相对应,“虚拟城市”当然也有它的获利者。《 观光客的哲学》一书中,日本评论家东浩纪指出,网络作为“空间”的隐喻,在将网络技术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领域过程中,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按照他对美国这一互联网经济策源地的观察,网络的空间隐喻,首先将相关行业塑造为一片新的“公地”——“信息产业充斥着无数的’网络牛仔’,无主的网络分裂成无数的私有土地,先行者们借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”。另一方面,网络技术中的确存在一些创新性的成分,但空间的隐喻却将它“与美国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”:声称存在一片“独立”的“空间”,唤醒了“发现新大陆”的古老记忆,由而在网络中的领地扩张,成为“西部精神”开拓荒地的再度演绎,更进一步收编了技术创新中原本可以存在的那种反传统、反建制的力量。

虚拟城市中的文学救赎?

网络的空间隐喻诞生于文学。对“网络牛仔”膨胀到“生死予夺”的大权在握,文学虽不必负有直接的责任——说到底,修辞与其说是促发因素,不如说更像一种社会思潮或集体无意识的涌现;但起码,在道义上,文学还是应当对这种“虚拟城市”承担某种职责。

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,城市始终在为文学提供关于“现代”、关于“未来”的直接形象。相比之下,网络或更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艺术,只是最近的发明。Carl Abbott在 《未来之城:科幻小说中的城市》对西方科幻文学中的城市形象进行了系统性梳理,揭示出E. M. 福斯特、艾萨克·阿西莫夫等作家笔下的“科学幻想”大多依托于城市的舞台。作为补充,启蒙了无数国人的 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,亦以虚构的“未来市”为背景。就连晚清报人以纪实为主的 《漫游随录》,侧重的也并非城市情状的“原样”刻画,而是将自身对“现代”的渴望、对异域城市文化冲击的震惊体验,符号性地借城市景致的名义呈现出来。可以说,奇诡的想象、震惊的体验固然是城市文学书写中重要的线索,但想象和震惊无不回指到作者所处的“现在”:字里行间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期许,或是对不堪现实的疗愈;而借虚设的技术“异托邦”,作家们也得以向同代人提出善意警告。

这提醒我们,文学中的“虚构”城市具有一种救赎的力量。它不只是对现代经验中集体无意识的被动呈现,而是保持着对生存在社会中的人的关切。当然,这种关切已不能依靠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来实现;正如马克思指出的,反对机器的“卢德主义”,混淆了机器以及“应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式及其理念”,文学若只向着“前网络时代”回返,恐怕也弄错了聚集在网络上的人们真正需要实现救赎的那种生活。

或许,在向着数十年前科幻小说中的“虚拟城市”进发的当下,文学的救赎在于,构想别种“社会形式”,让那些被颠倒了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,被忽略和漠视的、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”,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,提供穿透“网络空间”幻象之后的洞见。

(作者朱恬骅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,是计算机背景的城市爱好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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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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