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虎东征,那段属于陕西文学的黄金岁月

原标题:五虎东征,那段属于陕西文学的黄金岁月

五虎东征,那段属于陕西文学的黄金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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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虎东征,那段属于陕西文学的黄金岁月

1991年3月30日,第三届茅盾文学奖,在北京国际大饭店举行颁奖大会。凭借《平凡的世界》获得头名的路遥,上台致辞。他说:

今天的这个地方不应该是终点,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。

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,回来后,省委组织部,准备让他担任新一届的陕西作协主席。可是还没等上任,他就因肝硬化住进了医院。1992年11月17日去世,年仅42岁。

那段时间,陕西文坛处于一个“损兵折将”的低落期。前一年的10月,老前辈杜鹏程去世,家中少了一老,如丢了宝。第二年年初,另一位作家,46岁的邹志安也走了。

很多人觉得,陕西文学免不了要走下坡路。没想到,很快就触底反弹。

1993年5月19日早晨,北京建国门外的空军大雅宝饭店,一台电梯正在向上行。

楼上的会议室,要举办一场文学研讨会。主角是陕西作家高建群,他的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匈奴》刚刚出版。

那时候作家出书,出版社都要找一帮评论家来开会,发几篇新闻稿,算是造势做宣传。

此时,电梯里就站着几位文学圈内人,有陕西的,也有北京的。还有一位叫韩小蕙的记者,就是《光明日报》派来写报道的。

大家也熟,在电梯里唠起了嗑。一个北京评论家,对着面前的几位老陕说:

“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,听说都在写长篇。好家伙,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?”

他说的是,除了高建群外,这一年还有好几个陕西作家来北京出书。比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贾平凹的《废都》、京夫的《八里情仇》。

到了会上,大家就这个话题又展开了一番讨论,对陕西文学是一片点赞。

韩记者回家写稿子的时候,灵机一动,就用了《陕军东征》做标题,发在《光明日报》二版的头条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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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没有互联网,也没有公众号,纸媒就是最大的宣传阵地。尤其是《光明日报》这样的老牌报纸,读者甚多。文章很快就火了。

陕西省反应也快,一看有人说自己的好话,还不赶快利用起来。宣传部长王巨才,签字批示,让《陕西日报》转载了文章。

韩记者的原文本来只列举了四个作家,之后省里又加上了一部程海的《热爱命运》,组成了五个人,被称为“五虎上将”。

这个概念一出,出版社也跟上来做营销。一时间,报纸、书摊上,到处都是“陕军东征”的口号和宣传广告,类似于现在的综艺节目炒CP。

贾平凹说:就像拳头攥在一起,这回人家都承认咱陕西强了一回。

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,几位作家的书都卖到了百万册,成了当年最大的文化事件。很多人的书架上都会有这几本书,不管看不看,是衡量你有没有文化的标志。

受此事影响,全国也掀起了一个写长篇的热潮。1993年,中国平均每天要出一本长篇小说。

陕西的文化人,再遇到韩记者时,都向她表示感谢,说她为陕西立了一大功。当然,也有不服气的人,说她在瞎炒作,把别的省作家都给压下去了:

当年秦始皇东征消灭六国,你们今天又提出东征,是要征服我们。

韩记者很委屈,自己明明只是写了篇普通的新闻稿,不过两千来字,哪想到会这么火呀?

时间会给出答案。如今26年过去,这些作品已成为经典,尤其是《白鹿原》和《废都》,从畅销书,变成了长销书,长期摆在书店的显眼位置。

在当代文学教科书上,陕军也是躲不开的一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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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的时候,陕西文学已经崭露头角,好几位作家都获得过全国优秀小说奖。但有个问题是,这些作品都是中篇或短篇,没有大部头。

1982年,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设立,前两届没有一部陕西作品入围,因为拿不出来。之后,路遥率先起步,写出了《平凡的世界》,才打破僵局。

本来写中短篇的陈忠实,受到激励,决定也搞一部硬货出来。他把这次写作称之为“枕头工程”,意思是说,死了可以垫棺作枕头。

这本书,就是《白鹿原》。

当时他是陕西作协的副主席,省宣传部有意提拔他去省文联当书记。陈忠实听到消息后,急得不行,害怕影响写作,两次给部长王巨才写信,坚决推辞。

王部长说这是已经定了的事,要服从组织决定。陈忠实问,如果不去,会不会被开除党籍?王部长说,那倒不会。陈忠实说,那就不去了。

他离开西安,回到白鹿原下西蒋村的老屋,一张低桌子,一张矮板凳,闷头写作。条件对他来说不重要:

真正怀了蛋的母鸡,即使没有窝,一边走着路它就下蛋了。

老婆孩子都在城里,每周回来给他送干粮。作家穷,只有固定工资,十天半月才吃一次肉。夏天屋子太热,就把脚泡到凉水里来降温。

要说休息,就是给乡亲帮忙。他在当地属于文化人,碰上谁家办红白事,都请他做账房先生,记录来客送的礼物。他自豪的是,自己绝不贪污一支烟。

写书的过程中,遇到中国文学发生变化。八十年代初的知识饥渴期已过,大众文化兴起。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,出版社要自己赚钱,就得出读者喜欢的书。

《白鹿原》的时间跨度大,陈忠实本来想写成上下两部,但是考虑到出版社的情况,如果读者不喜欢,看了上部就不买下部了,会赔钱。所以决定只写一部,并控制在40万字之内。

开头第一句也用了个吸引人的嘘头: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了7房女人。

书写到三分之二时,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。在参加会议时,评论家李星激将他:“你今年再把长篇写不完,就从这楼上跳下去!”

历时四年,1992年1月29日,《白鹿原》终于完成。那一晚,他把所有的灯都打开。村里人还以为他家出了什么事,过来问。陈忠实说,没事,就是图个亮。

老婆比较实在,担心地问:“如果你这个小说出版不了咋办?”陈忠实说:“我就去养鸡。”因为他以前是村镇的干部,有养鸡经验。

这就是陕西人的性格,会用生命来完成自己热爱的东西。就像当年路遥获了奖,却没路费去北京领奖,悲愤地骂了句“狗日的文学”,但依然坚持写作。

陈忠实把书稿给李星看。李星读完,捶了他一拳,说 “咋叫咱把事弄成了!”。他放了心。

1992年底,《白鹿原》在《当代》杂志发表。1993年6月,出版单行本。7月,他在北大街的一家书城搞签署,现场排起了长队,一天签了六七百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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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段时间,来大陆访问的台湾学者,也来向陈忠实要书,说是连战、宋楚瑜这些政要想看。

1997年,《白鹿原》获茅盾文学奖,陈忠实成为继路遥后,陕西第二位获茅奖的作家。

他的“枕头说”也成了励志经典,至今在陕西文学圈还流行一句话:

“你哪天也弄个硬的,弄个枕头出来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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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虎将中,最具争议的是贾平凹。

《废都》的主角庄之蝶,周游于几个女人之间,书中有大段的性描写。尤其是很多地方还用“□□□□(此处作者删去××字)”来标注。

这一形式留给人无尽的联想,不少人以为真的是贾平凹写了,又删了。有人还关心,庄之蝶是不是贾平凹本人,他怎么懂得那么多姿势。

一位叫“江湖生涯”的网友,后来在博客中写道:“我读《废都》的时候,是在接受性教育。”

“删减”加“情色”,天生具有蛊惑力,让《废都》一下子成了爆款。书店里悬挂着大幅宣传标语,说它是当代《金瓶梅》。

首版的37万册被一抢而空,再版增加到了100多万册。但盗版书很快开始抢占市场,据推测超过了1200万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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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的书,取名《废欲》《情都》《欲都》,号称是《废都》的“姊妹篇”。

有一条报道说,《废都》被出版社以30万元人民币买断版权。当时职工一年的工资才不过三千多块钱,30万可是个大数字,相当于王首富的一个小目标了。

书中,当时社会跑关系的行情是这样的:

一千元你别想,三千四千难商量,五千六千挂个号,七千八千看看样,不上万元难给帽。

实际上,贾平凹只拿到了4万元。那时出版界还没有推广版税制,实行的还是稿费制,不管书卖得好不好,作家只能按字数拿钱。

哪怕给他的是最高的稿费标准,千字100元,但相比巨大的销量,收成还是不对等的。

钱倒是小事,更大的是这本书让贾平凹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。

那时候,报纸上开始出现“文娱新闻”板块。演艺界的八卦新闻,比如哪个女演员和男人开房,与作家的信息,都在这个版。关于《废都》的讨论,不亚于后来冠希的艳照门事件。

捧他的人认为,性描写是一种文学功能,是反映“废都文化心态”的关键。比如,国学大师季羡林就很喜欢,说《废都》在20年后将大放光芒。

毕竟老爷子自己就是个狂放不羁人,他在日记中写过一句话: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,我只希望,能多日几个女人,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。

踩他的人,认为《废都》是文化垃圾,性描写违背健康常识,读者看了会伤身体。甚至有报道说,有男人看到《废都》后,犯了强奸罪。

在《废都》之前,贾平凹在读者心中,是一位严肃作家,尤其是他早期的散文,隽永清新,被称为汪曾祺的接班人。这本书出来后,他失去了一部分读者,又获得了更多的读者。

压力太大,他躲到一个学校去,想清净几天。结果,学校的黑板报上天天贴两张报纸,上面是关于《废都》的批判。去河滩边晒太阳,随手找张纸垫屁股,眼一瞅,上面还是《废都》。

在巨大的争议下,1994年1月20日,新闻出版署下达了收缴《废都》的通知,理由是“格调低下,夹杂色情描写”。

后来,小说获得了费米娜文学奖,这是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。国内的媒体在报道时,没敢提《废都》两字,只是说贾平凹的一部作品获了奖。

之后,经常有读者拿着书去找贾平凹签字。他拿过来一看,都是盗版,就留下一本。十几年中,他的书橱里,积攒了60多个版本。

正版的书,被封存起来了。当年,他和几个朋友,把一摞没法销售的《废都》用牛皮纸包起来。一个朋友在上面写了一行字:

“二十年后开封,愿二十年后皆英雄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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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前两部,另外三本的名声稍弱,但也都是作家的巅峰之作。

高建群是西安临潼人,年轻时在新疆当过5年的边防军。退伍后,在延安生活,和路遥是好朋友。路遥很欣赏他,曾对别人说:

我劝你们注意高建群,这是一个很大的谜、一个很大的未知数。

《最后一个匈奴》这本书的构思从七十年代末就开始,酝酿准备了10年,但创作只用了1年零10个月。那是1992年,他在延安黄陵县委挂职副书记时,写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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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里讲的是最后一批匈奴人路过陕北高原的时候,一个士兵和当地的女孩发生了羞答答的事,由此开始了一个家族的传奇。书里对陕北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征,进行了透彻的展现:

他们固执,他们天真善良。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……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,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。

他们把死亡叫做“上山”,把出生叫做“落草”,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“受苦”。

1993年,《最后一个匈奴》被作家出版社出版。“陕军东征”就是在他的研讨会上提出来的。这本书也在这股风潮中大卖,正版就印了150万册,盗版也不计其数。

京夫,原名叫郭景富,商州人,和贾平凹是老乡。出生于1942年,与陈忠实同岁。他在家乡当过13年的语文老师,业余搞写作,逐渐成了作家。

有一天,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新闻,说一个青年用枪打死了村支书,而自己又是支书的“私生子”。听起来是个很狗血的故事,在作家的脑海里,却呈现出婚姻与爱情、文化与人性的主题。

他把这个故事进行扩充改造,写出了《八里情仇》,讲的是汉江流域的一个小镇在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动荡。上下两卷,共70万字,199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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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评论家称他和贾平凹是“陕南文学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”。贾平凹自己也很敬重这位大哥,曾送给他一副对联:“人瘦精神肥,言短文章长。”

程海是陕西乾县人,本来是县文化馆的馆员,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学道路。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小说,《热爱命运》也是爱情小说,写的是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多情男子的情爱心路历程。

写作时,他每天只写四页,哪怕再有激情和灵感,也要打住,为的是持续作战。一天的任务,从早上开始,往往下午两三点就完成了。剩下的时间干啥呢,就写毛笔字。

书在1991年完成,但是找了几家出版社,都被拒绝了,说小说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,政治上有风险。这让程海很气馁。

倒是有个人给了他信心。那就是帮他把手稿录入到电脑中的一个普通打字员,对书的理解比任何人都精妙深刻,让程海感叹:高手在民间。

“陕军东征”提出后,工人出版社愿意出程海的书,理由是:《废都》都出版了,咱们还怕什么?

于是,借着这股风,《热爱命运》印刷4次,卖了92万多册。 甚至有人说,程海才是“西北第一才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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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去北京搞签售,住在一个宾馆里。那时条件差,同屋子还住着一位汽车经销商,是从广州来的,见程海一副乡下人模样,一口陕西腔也听不懂,很瞧不起。

之后,出版书的编辑来给程海送书。广州佬这才知道眼前是个作家,又腆着脸,要了一本去看。

结果,他一个通宵没睡。

这就是“陕军东征”的意义,厚重的作品,赢来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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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是文化大省、文学大省,除了五虎将之外,还有不少作家,在新世纪后闪耀文坛。

宝鸡作家红柯,2002年写出《西去的骑手》,获得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。可惜,2018年,因病去世,才56岁。

从北京来西安工作的女作家叶广芩,2007年出版了《青木川》,畅销一时,之后被改编成电视剧,由孙红雷主演。

学者型作家孙皓晖,为了写作,放弃西北大学法律系副主任的职务,历时15载,在2008年完成530多万字的《大秦帝国》。这一成绩,改变了陕西文学多写农村,很少涉及其他题材的情况。

五虎将的命运也各有变化。

2007年,京夫的又一部长篇小说《鹿鸣》出版。他心情大好,上山游玩,采了些野菊花,回家泡茶喝,结果上吐下泻。送到医院一检查,是胃癌。2008年8月3日去世,享年66岁。

同一年,贾平凹的《秦腔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。接到消息后,他说了四个字:天空晴朗。

第二年,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《废都》,意味着这本书在17年后终于解禁。不过,书中的 “□□□□”改成了“…..”,没那么惹眼了。

高建群是个高产作家,2006年时,他一年出了五本书,字数100多万。调到陕西作协后,他对西安城市的发展很关注,曾在一篇《棒喝西安》中写道:

西安将重塑辉煌,它有一千条理由这样做,而没有一条理由不这样做。

程海将更多精力投入于书画创作,成了书法家。用他的话说:“我本作家,书画不过业余爱好而已,却又常为世人错爱”。

陈忠实在完成“枕头工程”后,成为陕西文学领军人物,当了省作协主席。后来,他不再写长篇,偶尔写写散文随笔。2016年去世,中央常委都送了花圈。

一代又一代,一本又一本,文学仍在继续,创作还在路上。

如今,文学已经不像九十年代那样能掀起社会风潮了,但是读书永不过时。社会需要优秀的作家,读者需要优秀的作品。

一个民族的的阅读量,往往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素质。

来源: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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