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文學評論“中國派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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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些年﹐各地文學評論界批評流派意識越來越強。廣東已經亮出“粵派批評”的旗號﹐其他文學評論強省也在醞釀﹐可能不久後就會出現“陝派批評”“鄂派批評”“湘派批評”“晉派批評”等。不過評論流派與創作流派不一樣﹐創作流派突出的是獨特的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﹔評論流派突出的是思想﹐重點不在地域文化特性。如今文學評論叫這個派那個派的﹐其實都有一個共識﹐就是推動中國文學評論的創新發展。因此﹐叫什麼派並不重要。如果一定要叫﹐倒不如就叫﹕“中國派”。

今天﹐新時代“以人民為中心”的中國文學﹐正凝聚起中國思想﹑中國精神﹑中國價值。中國作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﹐與時代同行﹐講述新時代的中國故事。文學評論家也必須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。這個時候﹐用“中國派”來強調文學評論家的文化身份﹑立場站位和思想意識﹐更能觸及文學評論的根本。

說到文學評論的“中國派”﹐自然會讓人聯想到﹐是不是還有一個“西方派”。回答是肯定的。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﹐中國文學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﹔改革開放以後﹐評論家讀西方理論就更普遍﹑更深入。讀來讀去﹐一些人就讀成了“西方派”評論家﹐另一些人則成為“中國派”評論家。前者容易當﹐留個學﹐讀些書﹐接受個思想體系就可以了。後者不容易當﹐光留學讀書不行﹐還得讀懂中國經濟社會這部大書。所以現在中國文學評論家群體裡﹐總體態勢還是前者多﹐後者少。

做一個中國文學評論家確實很難﹐難就難在讀懂中國這部大書上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﹐就是一條披荊斬棘的艱難之路。我們每前進一步﹐都要經受更嚴峻的挑戰和考驗。因此這部書很難讀﹐可是越難讀﹑越讀不懂﹐才越要去讀。一個中國的文學評論家﹐必須要有讀中國大書的文化自覺﹑責任擔當和意志品質。對文學評論家來說﹐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﹐才能認識把握中國文學的基本規律﹐才能準確把握文學的基本關係﹐也就是文學與時代﹑文學與生活﹑文學與人民的關係。能有這樣的思想站位﹐文學評論的許多難題就能迎刃而解。

其實﹐在各種思想相互激蕩的時代﹐文學基本關係有時很脆弱﹐不時會出現被模糊被動搖被顛覆的風險。基本關係不穩固﹐文學發展就會出問題﹐基本關係變了﹐文學的本質也就變了。挑戰文學基本關係大都靠文學思想﹑文學評論。比如﹐用西方的歷史虛無主義﹑文明衝突論來否定或妖魔化中國革命歷史﹐否定或妖魔化新中國和改革開放﹐從而圖謀改變中國當代文學的方向和性質。比如過分宣揚西方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﹐並滲透到中國的文學觀裡﹐深度影響文學意識形態。比如用金錢和市場綁架文學﹐把文學變成金錢的奴隸。比如用西方的文學思想和體系來建立文學標準﹐引導中國文學向“西化”漸變等。

對文學基本關係的挑戰日益嚴峻﹐使得中國文學評論建設十分緊迫﹐這也在考驗中國文學評論家的責任擔當意識和攻艱克難的意志。

19世紀俄國歷史轉折時期﹐既有一大批如托爾斯泰﹑屠格涅夫﹑萊蒙托夫這樣偉大的作家﹐也產生了如別林斯基﹑車爾尼雪夫斯基﹑杜勃羅留波夫這樣偉大的文學評論家。他們共同開闢了俄羅斯影響世界的文學時代。文學評論家的作用不言而喻。

今天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力量正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﹐我們需要產生偉大的中國作家﹐也需要產生偉大的中國文學評論家。這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願景﹐更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﹐有中國自己的文學評論家﹐才有中國文學評論的未來。(張 陵)

来源:人民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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